银行磁卡，消除一切警方可资利用的蛛丝马迹。这些情况，擅长分析的重案组组长应该有能力推断出。但是，只要姐妹们在外面的惩贪事业还在进行，杨惠娟永远不会予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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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活动经费，少年唐汉党的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社会上原先一批不畏坐牢、不怕牺牲的理想主义者加入党（当然其中也夹杂着部分政治投机者）。经过五年努力，少年唐汉党党员人数已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五万多人。然而原先预想中的革命力量后备军——在校青年学生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防止学生运动再起，当局想了很多办法，总原则就是将青年学生引向物质享受和物质追求，淡化他们追求理想的意念。一时间，在校经商创业成为最时髦的行为。从事这些活动的学生即使考试不及格，校方也会想尽包括考前透题在内的各种方法，保他们在补考中过关。本来校规严格禁止打麻将等赌博行为，现在执法教师也是看见当作没看见。在这种气氛下，很少有学生会去参加有危险、无利益的少年唐汉党。他们遇到高年级党的外围积极分子宣传，虽不至于告发，却避之尤恐不及。
到2028年，高校学生这种新变化，也对女子惩贪团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有武术功底的陈韶湘、石敏、张丽颖，怀着埋葬旧世界、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理想，已在2027年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放弃已经攻读了三年的大学学业，并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成为女子惩贪团的新鲜血液。按预期，2028年可望从2024年以后入学的女同学中，物色条件合适者加入女子惩贪团。但现实的严酷性，使该预期落空了。
以后的三名成员，都是因自己或家人倍受欺凌，怀着对贪官污吏的深仇大恨，自愿加入进来的。卫旭蕾因要替被冤杀的父亲报仇雪恨，加入女子惩贪团。钱红梅是为报奸污她贪官的仇，加入女子惩贪团。还是半大孩子的曹蓉，则在母亲被富豪的豪华轿车撞死以后，而主动寻找上门。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分析，这些同志因阶级本能自发参加革命，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教育，才能从自发转变为自觉，从而巩固革命坚定性。
但即使这几位没有经过千锤百炼的后备力量，也已是可遇而不可求。黄振邦领导的特科惩贪团（这是两年前按女子惩贪团模式建立起来的全由男党员组成的类似行动机构），同样面临成员来源缺乏的问题。据传，他瞒着大家偷偷吸收有武艺的在逃杀人犯进入特科惩贪团。这些真正的江洋大盗，可不会讲什么政策，势必在以后的惩贪活动中，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如果真是那样，以自己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也被称作温和派），辛辛苦苦在人民中建立起的好感将会荡然无存。但自己现在已经身陷囹圄，对这些不良苗头无能为力。想到这里，杨惠娟真的对拖延整容手术感到后悔了。
一个小时过后，沉重脚镣的压迫使得杨惠娟脚踝开始肿胀。她停下脚步，坐在地铺上，又想到自己面临的考验：陈铁军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委员周文雍的生活秘书兼恋人，在敌人看来，她在党内地位已高于女区委书记韩英，所以也就被敌人戴上了比手镣更为沉重的脚镣。自己在牢房里戴的刑具，从区看守所的手镣到市重案组的脚镣，显然是升级了。但论地位，自己是暴力反对党的女性领袖级人物；论监禁环境，市警察局到首都的“天牢”还有很多层次。最后身体上的镣铐除了多以外还可能重，只怕以前的武术底子还对付不了这么重的份量，乘现在镣铐还轻，应该多加锻炼、积极适应，不要让敌人看笑话。